1970年深秋，北京西郊的夜风略带寒意，然而总参谋部的一间会议室内，气氛却异常紧张。会议上，大家讨论了部队作风建设的成绩。当轮到一支表现突出的“红旗六连”领奖时，王建安却没有掌声。他只冷冷地说了句：“数据很好，人呢？”此话让在场的人都不解，纷纷面面相觑。第二天清晨，他悄然独自一人赶往那支连队，这次突如其来的检查，为十年后他的一句话“这是他应得的”埋下了伏笔。
当他到达连队时，营房内的起床号还在回荡，值班哨兵见到王建安这位上将到来，几乎因为惊讶而忘了敬礼。王建安并没有通知其他干部，而是径直穿过操场，去翻看训练记录。纸上的数字完美得令人吃惊，但他并没有找到那些成绩差的几名新兵。半小时后，他在仓库门后找到了几名蹲着擦枪的新兵。他问道：“你们不是要考核吗？”一名新兵愣了一下，说：“领导让我们别丢连里的脸。”那天下午，六连的练兵场上响起了王建安严厉的训斥，他一口气撤了两名干部的职务。有人私下议论王建安“脾气暴”，但更多人知道，这正是他一贯的风格：绝不容忍任何虚假。
时光倒回到1956年1月，在新中国的大礼堂内，掌声雷动。那时，新中国首次加封上将军衔，名单上仅有王建安一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建安的上将军衔证书本应由高层领导亲自递交，但却整整迟了一年。1955年，王建安因高烧住进驻朝前线的简易病房，病情严重，被紧急送回北京治疗。在这段时间，军衔名额空缺，有人提议换掉他，但王建安所在部队的干部坚持：“等他回来。”所以，等到王建安领取勋章时，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：“晚到的，不代表分量轻。”
展开剩余76%尽管荣誉加身，王建安依然警惕特权。1963年年初，他随调研组在上海开会，根据规定，师级以上干部可以在十一楼的雅间就餐。当他在电梯口看到干部家属们也跟着上楼时，他皱了皱眉，马上决定带着他们下楼去一楼的公共食堂。他吃完饭后，给会议主持人留下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“十一楼的墙太滑，别让作风滑下去。”当晚，会议决议废除了“干部家属上楼”的潜规则。
王建安对自己人也同样严格。70年代初，秘书通过关系弄来了十斤紧俏的花生油，想给王建安补充些营养。油刚放进储藏柜就被王建安发现了，他当场把柜门锁死，命令秘书将油退回原处。秘书急忙道歉，但王建安还是要求他写一份检查。这种近乎苛刻的操守让身边的人感到有些吃力，但老战友们知道，这就是“王家规矩”。
1978年，改革的春风刚刚吹拂，王建安再次亲自跑到基层，依旧挑出六连的弄虚作假。有些人暗地里抱怨：“老首长太固执，换代都快了。”两年后，事实证明，“固执”有时是正确的。1980年4月下旬，王建安突发脑溢血，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。当时，他全身插满了导管，但当他醒来时，第一句话却是：“公事文件办完没？”护士眼含泪水，摇头道：“首长，您先休息。”病情急转直下，到了5月初，医生建议家属通知亲友。王建安的夫人牛玉清打算请远在外地的几个孩子回京，但他拒绝了：“他们有岗位，不许动。”临终时，他只留下了三个字：“越简单。”8日凌晨，王建安停止了心跳，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根据王建安生前的遗愿，没有举行灵堂，没有花圈，甚至连遗体告别也没有。牛玉清同意将他的遗体进行医学解剖，随后将骨灰撒入郊外的试验农田。北京市民并不知道这位上将的去世，家门口连挽联都没有挂。半个多月后，西北军区的一位老参谋在电报中偶然得知这一消息，噩耗传开后，才引起了老战友们的关注。有人提议为王建安补办追悼会，但被告知：“遗属谢绝一切哀悼。”
6月中旬，李先念登门慰问。进门后，他停住了脚步，看到屋子里简单的布置和陈旧的家具，他凝视着王建安的照片，沉声说：“他还是那么干净。”这句话传到军报编辑部，最终促成了《最后一课也给了人民》这一长篇通讯的诞生。报道刊出后，读者纷纷写信询问，为何这位上将连出殡时都没有宾客。王建安的生前好友、原第一野战军政委张宗逊在信中作出答复：“这正是他想要的。他不欠谁一炷香，也不想多占一个花圈。”
很多人对王建安的抗拒排场感到好奇，然而答案或许能从更早的岁月找到。1933年，王建安带着三十多名赤脚红军夜行百里，在豫陕边区，队伍因为饥饿和劳累极度虚弱。他将缴获的一袋碎银全部用来给伤员买药，自己却只吃蒸干的玉米饼，嘴角都磨破了。战友替他感到不值，但他却笑着说：“我多活一天，自会赚回来。”在他看来，权力和资源本应属于人民，死后如果浪费公共财力，哪怕是出于好意，最终也和浪费没有两样。
然而，遗憾的是，世人喜欢热闹、害怕寂静。王建安停灵时没有人送行，谣言随即四起，有人猜测他犯了错误，有人编造出政治原因。几位老战士在军区小食堂喝着散装啤酒，咂嘴道：“别听那些胡扯，老王这一辈子没给自己攒下什么，只给后辈攒了标尺。没人送行，才是最配得上他的场面。”
一位经历过抗战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上将，把所有的荣光留给了活着的人，将最为简朴的告别留给了自己。历史未曾刻意抬高他，但岁月也无法掩盖他那种严格的自律。六连后来多年都被评为全军标兵，其中一位年轻的连长在对新兵进行整训时会说：“整风的第一堂课，就是念王建安的名字。”当他去世时，没有人前来吊唁，因为这正是他最后一次以身作则——不麻烦组织，也不麻烦他人。
战友们说：“这是他应得的。”这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深深的敬意。王建安一直信守原则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这种倔强本身，就是对虚荣的最大拒绝，对信念的最直接注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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